7月13日，甘肃省博物馆“定曜天下——定窑精品瓷器展”展区，120件（套）从定州博物馆借展的定窑瓷器在柔和的灯光下折射出如玉光泽，显得高贵而优雅。

　　一众精美文物，让观众大饱眼福。但也有文物爱好者表达遗憾：心心念念的那件绝世珍品没能看到。

　　他们渴望一睹“芳容”的珍品，就是定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被称为“净瓶之王”的国宝级文物——北宋定窑白釉刻花龙首净瓶。

　　在定州博物馆“天下大白”展区，这件净瓶显得“鹤立鸡群”：它通高60.9厘米，造型丰腴挺拔、极具想象力，是宋代早期传世定瓷里体量最大的一件。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定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曲阳陈氏定窑瓷业有限公司艺术总监庞永辉比外行人更清楚它的烧制难度：“古代定窑产品以中小型器物为主，大器十分少见。这件净瓶器型高大，且颈部细长，在烧制时温度极难掌握，膨胀系数也难以控制。”

　　“难以想象，在古代的技术条件下，要烧坏多少瓷坯才能成功这么一件惊世绝品。”一些陶瓷专家认为，这件净瓶甚至可以“代表当时全世界最高科技水平”。

　　除器型高大外，“净瓶之王”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纹饰精美——其颈上部为仰覆莲瓣纹，颈中部为覆莲纹相轮圆盘，下部为竹节纹。瓶的一侧高昂着龙首短流，张口露齿，下颌饰一缕龙须。器身上腹刻缠枝花卉，下腹刻仰莲四重。

　　仔细观之鼎盛注册平台，净瓶刻花刀法犀利，线条流畅，花纹层次丰富而清晰，整体感强，具有浅浮雕效果。庞永辉说：“如此成熟华丽的装饰技法，在同时代瓷器中几乎无出其右者。”

　　如果说，象牙般的釉色将定瓷推到了一个引领天下白瓷的高度，那么丰富多彩的刻花、划花等装饰技法，则将定瓷带到了一个繁花似锦、艺术缤纷的新高地。

　　事实上，定窑不但是宋代五大名窑中唯一的烧白瓷的窑口，也是五大名窑中唯一以纹饰见长的窑口。如今人们在素色陶瓷装饰上能看到的装饰技法，几乎都已被定窑探索到极其成熟的程度。

　　一把短小锋利的刻刀，一只半湿未干的瓷胎，在她手里，随着刀尖和瓷胎的接触，泥土随之一点点掉落，一道道深浅不一的花纹跃然于瓷胎表面，不过两三分钟，一尊梅瓶的刻花纹饰就已完成。

　　在她看来，早期定瓷洁白通透、釉质莹润，美则美矣，却终究失了一分灵动。直到北宋工匠在定瓷“白、精、薄”的胎釉基础上，施加了各种装饰，才真正为定瓷注入了生命。

　　北宋早期，定窑借鉴了南方越窑的浮雕技术，后来又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刻花装饰，并成为宋代宫廷御用瓷器中的一员。

　　刻花，陶瓷主要的装饰技法之一。它是在未干的胚体上用铁、木、竹等工具刻出花纹，然后施釉入窑烧成。北宋早期的定窑刻花工艺，以浮雕剔花和阴线划纹的针刻花技法最为常见，纹饰以重瓣莲纹为主，构图和纹样上皆以简洁为美。

　　随着工匠技艺的不断精进，定窑刻花工艺在北宋中晚期达到巅峰，出现了运用单齿或双齿梳篦状工具的篦划纹技法。这种刻花主线与辅线深浅不一，相互构成了瓷器上的花卉、蔬果、禽鸟、云龙等物象，明暗阴影使纹饰看起来更加立体自然、栩栩如生。

　　由于定窑较早而且普遍地使用优雅、美观的花纹进行装饰，自宋朝开始，它就得到一个雅称——“定州花瓷”。对此，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曾在诗中咏叹：“定州花瓷琢红玉”。

　　“这是由理念至工艺的飞跃。”庞永辉说，定瓷之绝美，美在恰似略施粉黛的少女，给人以温柔恬静的美感；定瓷之精妙，妙在通过刻花、划花等技巧，为白瓷平添了一番韵味，就如同绘画艺术中的“气韵生动”，让其得以“繁花盛开”。

　　7月14日，曲阳陈氏定窑瓷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随着窑门缓缓打开，热气扑面而来。一排排经过高温“淬炼”的定瓷餐具“新鲜出炉”，以完美状态展现在人们面前。

　　“现在我们的生活用瓷生产都是流水线作业，这一炉餐具数量在1000件以上。”庞永辉介绍。

　　在工业时代，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很是常见。它可以在保证品质的前提下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是现代陶瓷企业发展的必然方向。而早在1000年前，由定窑首先推广的支圈覆烧工艺，就开创了宋代陶瓷大规模生产的先河。

　　在覆烧出现之前，瓷器都是正烧。晚唐五代的精细白瓷多采用匣钵单烧，即把瓷坯装进匣钵里，再入窑进行烧制。

　　为了尽可能地在每个匣钵内多装进一些瓷坯，工匠们发明了叠烧法，先把瓷坯正着叠起来，再装进匣钵内入窑烧制。为避免相邻碗碟之间釉料粘连，工匠们还会在每个碗碟底部放上一个支钉或垫饼，使碗碟之间拉开间距。

　　到宋代中期，定窑工匠突发奇想：他们将瓷坯倒扣之后叠在一起，在碗与碗之间使用支圈相隔。相比支钉和垫饼，支圈高度更低，碗碟之间间距更小。如此一来，每个匣钵内盛放的碗碟数量大为增加。

　　“支圈覆烧的方法，不但使定窑产量大大增长，还让窑内热能利用更加充分，节约了烧制所使用的燃料。”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黄信认为，这一技术创新，可谓古代版的“降本增效”，使定窑在生活用瓷领域的竞争力大幅提升。

　　印花，定窑除刻花、划花外另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装饰技法。不同于刻花、划花的手工雕刻，印花是通过刻有精美纹样的模具，将纹饰翻印到坯体上。

　　印花工艺虽早已有之，但在宋代中期以前，它一直不是定窑的主流装饰技法。宋代中期以后，为了适应覆烧推广后猛增的定瓷产量，定窑工匠将模印成型与印花工艺结合在一起，盘碗类印花白瓷产量迅速提高，成为当时的主要品种。

　　定窑印花图案大多构图严谨、满密，以变化自如、工整、清晰富丽为艺术特色，画面布局合理，主次分明，描写生动，很有生活气息，题材相较刻花也更加丰富。

　　到北宋晚期，以量取胜、精美细致的印花白瓷逐渐成为最能代表定窑艺术风格的标志性产品。

　　从覆烧推广到印花普及，定窑在生产流程上已有现代工业流水线的影子，无疑代表了当时瓷器生产“规模化”“工业化”的最高水平。

　　2009年秋，文物工作者在曲阳县涧磁村展开新中国成立后对定窑遗址的第三次考古发掘。经过三个多月的时间，考古队挖掘出数以吨计的各时期瓷器和窑具，其中完整或可复原标本数千件。

　　这些出土的标本中不乏以往人们认识的定窑精品，也有一些以前未曾见过的独特器物，其中发现带有“官”“尚药局”“尚食局”“东宫”和“乔位”等款识和其他文字款的器物残片数十件，在地层中也出土了一些重要的纪年材料。

　　黄信在那次发掘中任执行领队，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在北镇村挖掘的一座金代定窑窑炉。“该窑炉总体长9.7米，火塘深2米，全部用规整的青砖砌建。”黄信说，其生产规模只能用“壮观”来形容。

　　正是由于采取了长风道、大窑炉、高烟囱的馒头窑，加之工艺上采取了覆烧法等一系列技术上的革新，使得定窑生产水平在北宋末期到金代达到了空前高度。

　　可以想见，这是一个审美与产量并存的高峰。莹白如玉的器皿之上，文人雅士的把玩之间，既保留有雅致低调的颜色，又让人流连于影影绰绰的生动纹饰中，定窑白瓷创造了一种低调中的繁华气象。

　　定窑的巨大影响力，使其对周边的磁州窑、井陉窑，山西的介休窑、平定窑，北京的龙泉务窑，四川的金城窑等，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许多窑场纷纷仿造定器，出现了“土定”“新定”“北定”“南定”等仿器，被称为“仿定器”。

　　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定窑瓷器还远销海外。2003年在印尼井里汶海域发现的北宋初年沉船，就有不少定窑瓷器。当时，船上的定瓷已被海水浸泡千年，却分毫不损、光彩依旧。除此之外，这些年来，在朝鲜半岛新安海域沉船、泰国南部郭各考遗址和林门波遗址、埃及福斯塔特遗址等许多考古现场，都发现过定窑瓷器。

　　可以说，定窑在中国陶瓷史和世界陶瓷史上书写下了辉煌一笔。（河北日报记者 王思达）

　　定窑素以生产精美的白瓷著称于世，自唐代至金，白釉一直是其最主要的品种。不过，定窑也兼烧少量黑釉、酱釉以及绿釉瓷器，还有个别黄釉产品。

　　定窑黑釉瓷又称黑定，早期的黑定胎质粗松、釉面欠佳，到北宋时随着技术渐趋成熟，烧制出来的黑定不仅釉质漆黑光亮，胎质也是细腻坚硬。黑定的造型主要以碗盘类为主，其中又以斗笠形状的质量最精，与建盏南北遥相呼应，堪称一绝。

　　明清时期，传世的黑定价值一度超过白定。对此，明朝学者曹昭在《格古要论》中记载：“有墨定色黑如漆，土俱白，其价高于白定。”

　　定窑酱釉瓷又称紫定，它的釉料配方与黑定相似，工艺原理也基本一致，只是烧成温度略高于黑定。紫定的色调差异很大，有浅酱黄色、酱红色、紫红色、紫色、褐色等，这种千差万别的色调，说明定窑早期酱釉瓷的烧造工艺尚不成熟。根据研究，文献中记载的红定，应该就是酱釉瓷器的一种。

　　史料记载，红定在宋仁宗时期已是王公大臣用来讨好皇帝宠妃的贡品，由于稀缺，后人很难再觅得其踪。酷爱定瓷的乾隆皇帝曾倾全国之力寻找，也难以一睹红定的“芳容”。对此，他感到非常惋惜，还多次在诗词中表达遗憾。

　　和上述颜色的定瓷相比，史料中关于绿釉瓷（绿定）的记载很少，其出土及传世品也极少见。1957年，考古学家曾在曲阳县涧磁村的定窑遗址中发现了两件绿釉瓷碎片，定州博物馆也收藏有一件绿釉剔花枕和一件残破的绿釉瓶，但这些绿定都为低温铅釉，采用二次烧成法，高温绿定十分罕见。

　　此外，定窑黄釉产品也非常少见，仅有定州博物馆保存的出土于定州宋代塔基地宫的黄釉鹦鹉、盖罐等低温釉器和民间存留的黄釉盘。